策划资料“中国”古今称谓的研究及其意义(转)[@more@]
一
人有姓名，国有称谓。“上下五千年、纵横一万里”的中国，国外有人说，这是“一个伟大到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”――中国的伟大，也充分体现于中国古今称谓中。
所谓“中国”古今称谓，指的是由古迄今“中国”这一区域的称谓，包括自称与他称。在地名学上，这些称谓属于面状地名，即“中国”这个人文地理实体的名称。“中国”古今称谓的研究，应该是历史学、地理学、民族史、文化史、地名学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。
有着四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，古今称谓繁多而又可大别为三类。第一类即国号，包括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新、晋、隋、唐、周（武 的周）、宋、大元、大明、大清计十四个统一王朝国号，以及帝制结束后的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；国号的指称对象，无论时间抑或空间，都相当明确。第二类可拟称为名号，如区夏、有夏、时夏、诸夏、中夏、函夏、方夏，华、诸华、华夏、华域、华壤，中国、中华、中土、中邦、中区、中域、中畿、中县、中州，禹迹、禹域、禹甸、禹县，九州、九有、九囿、九原、九土、九围、九牧、九畿、九域、九方、九隅、九区、九野、九壤、九宇，四海、四方、四表、四封，海内，天下，赤县神州、齐州、冀州，汉地、汉域，神国，宇县、宇内、域中、封域、区县，方畿、方内，东土、东国，等等皆是；名号指称的时空范围模糊，文化的、民族的、政治的涵义也往往多变。第三类是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，其中影响最大、使用最广的，除了汉、唐、中国、中华这些源于国号、名号的称谓外，还另有支那（Ｃｈｉｎａ，或译真丹、震旦等）、赛里斯（Ｓｅｒｉｃｅ，或译舍里斯、赛里丝等）、桃花石（Ｔａｕｇａｓ，或译陶格司、汤姆格芨等）、契丹（Ｃａｔｈａｙ，或译乞塔、契泰、迦太等）四个系列，以及诸如那迦（Ｎａｇａｓ）、德卢（Ｔａ－ｒｕｋ）等特殊称谓；其原型大体不是汉文，而是各种外文的音译。
“中国”古今称谓如此之多，然而也许是对其中的有些称谓太耳熟能详了，而对另一些称谓又太过于陌生，有关“中国”古今称谓的推源释意研究、系统全面探讨，竟然还尚待展开。这种情况，可以比附一下东汉刘熙的《释名》。昔刘熙撰《释名》，其自序云：“夫名之于实，各有义类，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义”，故《释名》的目的，在于辨明上则天地阴阳、下至宫室车服种种名称的“所以之意”。而就“中国”古今称谓言，也与此相仿佛。我在课堂上常常问学生这样的问题：“启为什么用夏作为国号？刘邦为什么定国号为汉？时时接于目、闻于耳的华夏、中国、中华、支那（Ｃｈｉｎａ）又是什么意思？”让人感叹的是，如此等等的相关问题，大学生、研究生们往往哑口结舌或者语焉不详。这是滑稽的。我们的祖先生长在中国，我们生长在中国，将来我们的子孙也要生长在中国，而作为中国人，对于自己国家的称谓岂能不知，岂能不解！
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里有一句话：“玫瑰花叫它什么名字也一样芳香！”这似乎很豁达。的确，中国叫什么名字，都无损于它的伟大！然而，创造了方块汉字的中国人，历来有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；人名如此，国家称谓亦然！考究中国历代的国号、名号，了解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，其实是一件特别富有趣味的事情，其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出于这样的考虑，近十年来，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从事着有关中国古今称谓的研究。早在１９９５年，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卢海鸣合著的《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》；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０年间，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中国古今称谓与历代国号研究”，并完成了《伟哉斯名――“中国”古今称谓研究》（湖北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版）一书。然而，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未结束，已经取得的成果仿佛“芝麻开门”，使我看到了更多需要探讨的问题；至于类似问题，如中国历代分裂王朝国号的来源、中国历代年号的取义、中国古今民族名称的解释，也是纷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。这些，都将是我今后若干年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。学术最好能不寂寞，本着这样的目的，此文就“中国”古今称谓的研究及其意义略作叙说，以期引起同好的兴趣。
二
“中国”古今称谓的产生原因极为复杂。如国号，从最早的夏国号到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，有着诸多的共同点：国号的来源与取义，总有其具体原因与文化背景、历史传统，即便是因袭或雷同的国号，也自有其显明的意义与特别的缘故；从字面义看，中国历代国号大多具有美义，属于“美号”，这些“美号”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，照应了所统治的部族民众的心理要求，进而使政权蒙上了顺天应人的色彩。又如众多的名号，它们或与民族相关，或与文化有缘，或联系着历史传说，或根源于地理观念，至于语言的嬗变、政治的影响、经济的发展、文风的变迁等等，也往往作用于某些名号的形成及其涵义的变化。再如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，是域外人或外国人给起的，而所以要起这些称谓，则联系着国号翻译原则、国号命名方法、国号心理、国际关系、地理视野、中外交通形势、民族更替等多方面因素。
深入探讨“中国”古今称谓的政治文化意义，我们可以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：“伟矣哉！变动不居而又蕴含深意的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，延用不衰而又凝重气派的中国古今名号，来源不一而又终归取准于文化的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！”
就“伟矣哉”国号言，首先，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，启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、家、国三位一体的国家；启用作国号的“夏”，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信国号。夏国号的最终择定，与蝉所代表的居高鸣远的美义有关；而取美义为国号，遂成为中国历史上命名国号的一种常用方法。由夏而下，商、周、秦、汉、新、晋、隋、唐、周、宋、大元、大明、大清，不仅是中原王朝，而且是中央王朝――即统一范围较大，某种意义上取得了当时“天下”统治地位，又统一程度较高的王朝。这样的王朝所使用的国号，地位远居其他国号之上，影响远较其他国号广泛、持久，它们是中国的典型国号与代表国号，它们可以作为中国在相应历史时期的代称。其次，从夏、商、周以迄大明、大清，国号一直是家天下即某一姓帝王家族拥有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标志，且逐渐成为天命所钟、历数所在、万民拥戴的象征，乃至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。这种符号，于夏为蝉，于商为凤，于周为重农特征，于秦为养马立国，于汉为“维天有汉”，于新为“应天作新王”，于晋为巍巍而高，于唐为道德至大，于宋为“天地阴阳人事际会”，于大元为“大哉乾元”，于大明为“光明所照”，于大清为胜过大明，总之，皆为“表著己之功业”、“显扬己于天下”的“美号”。至于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则书写出国号历史的新篇章，即既区别于以往天下社稷一家一姓的国号，又表明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国各民族，属于中华民族。第三，“伟矣哉”国号还体现在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之用汉式国号，及与前代中原王朝攀附关系。如十六国北朝之匈奴刘渊、巴氐李寿汉国，匈奴刘勃勃之夏国，鲜卑拓跋氏之魏国，鲜卑宇文部之周国，五代时沙陀部所建唐、晋、汉国，以及契丹之辽、党项之夏、女真之金，乃至蒙古之大元、满洲之大清。从终极意义上说，这些国号表明了非汉民族决不自外于中国，而正是这一点，奠定了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根本。
就“伟矣哉”名号言，虽然地域概念的中国是多变的，文化概念的中国是模糊的，但中国的地域范围在不断放大，中国的文化意义在不断加强。即以文化概念的中国言，所谓“中国者，聪明睿知之所居也，万物财用之所聚也，贤圣之所教也，仁义之所施也，诗书礼乐之所用也，异敏技艺之所试也，远方之所观赴也，蛮夷之所义行也”，要之，“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”，凡文化上达此标准者，即为中国；文化既不断进步，中国的地域范围遂不断放大，中国的成员也不断增多。那些非汉民族政权或国家，随着经济文化上的中国化，不仅从文化上、也从地域上成为了中国的一分子，因此中国不是哪一族的中国，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国。至于后起的政治概念的中国――“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，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。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，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，他们所建立的政权，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”（谭其骧师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。总编例》）――既与地域概念的中国、文化概念的中国相辅相成，又较之更加客观与全面，而且政治概念的中国，无论时间、空间都指称相当明确（政治概念的历史中国地域范围，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，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）。由中国概念的流变，我们可以明了这样的史实：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――无论文化高低、地域远近，是汉族抑或非汉族――共同缔造的，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，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和发展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样的史实，同样非常明确地显示于诸夏、华夏、中华、禹迹、九州、四海、天下、赤县神州等等悠长而响亮的名号中。这众多的自称名号，出现时间多在先秦时期，而又跨朝代、越古今地使用了下来。正所谓“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”，中国古今名号的伟大之处，是在这些名号的支配下，中国文化渐趋发达与丰富，中国地域也由仄小而广大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：中国以文化成！中国者，文化之中国！
再就“伟矣哉”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言，有源于秦王国国号的支那系，源于神秘精美的丝的赛里斯系，源于最高统治者称号大汗的桃花石系，源于民族的契丹系，源于国名及名号但更与文化有关的汉、唐、中国、中华系。然则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，其演变脉络可谓相当清晰，即大体由国号而物产，由称号而民族，最后取准于文化；又就这些称谓流行的地域看，大体为连成一体的亚欧非大陆及东亚、东南亚海邻诸国。而诸如此类的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反映出，长期以来，中国的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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